平定县的前身叫广阳县，许多人都知道，而广阳县治所在何处却扑朔迷离、莫衷一是。据1992年《平定县志》记述，广阳县治在今昔阳县的广阳村。官方主流定论渐被认同，尤其这“广阳”二字人们觉得好像也名符其实。然而，有本地学者对此却不以为然。陶之义先生就发表过一篇《广阳村不是广阳城》的文章，文中指出：“上艾县、石艾县、广阳县及刚建立的平定军的治所，在新城村一带。”

　　近来，笔者在百度见到《元和郡县图志》电子版，这上面就有关于“广阳县”的记载。该书由唐代李吉甫所著，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故名。该书保存了大量丰富的历史资料，对全国各地的地理沿革、山川、物产都有一个简要的叙述，对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元、明、清各代的《一统志》都有很大影响，是我国现存较早又较完整的一部地理学专著。

　　《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三“河东道二·太原府·广阳县”记述如下：

　　广阳县，畿。西南至府三百六十里。开元户二千六百七十三。乡五。元和户，本汉上艾县地，属太原郡。后汉属常山国，晋属乐平郡，后魏改石艾县，属乐平郡不改。隋开皇三年罢郡，改属辽州。大业三年，省辽州后属并州。武德三年，又属辽州。辽州，今太原府乐平县理是也。六年，改属受州，贞观八年废受州后属并州。天宝元年改为广阳县，因县西南八十里广阳故城为名也。

　　浮山，在县东南三十五里。

　　泽发水，一名阜浆水，亦名妒女泉，源出县东北董卓垒东。今其泉初出，大如车轮，水色青碧。泉傍有祠，土人祀之，妇人丫服靓妆，必兴雷电，故曰妒女。

　　故老传此泉中有神似鳖，昼伏夜游。神出，水随神而涌。其水东北流入井陉县界。

　　废受州城，在县西北三十里。旧名赛鱼城，武德八年因故迹筑，移受州理此，贞观八年废。

　　井陉故关，在县东北八十里。《史记》曰：“汉二年，韩信与张耳欲东下井陉击赵王，成安君陈馀聚兵井陉口二十万，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井陉道狭，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假臣奇兵三万，从闉道绝其辎重，不至十日，两将之头，可致戏下。”馀不从，故败。今按井陉亦名土门。

　　盘石故关，在县东北七十里。

　　苇泽故关，在县东北八十里。

　　董卓垒，在县东北八十里。《水经注》曰：“泽发水出董卓垒东。”

　　妒女祠，在县东北九十里，泽发水源。

　　上述《元和郡县图志》“广阳县”所记述的内容中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广阳县治的所在位置，然而，却彻底否认了“广阳县治在广阳村”之说。理由如下：

　　其一，“广阳县，畿。……本汉上艾县地，属太原郡。”这说明广阳县治和上艾县治在同一地点。

　　其二，“天宝元年改为广阳县，因县西南八十里广阳故城为名也。”这说明天宝元年只是改县名，而并没有迁县治，改的县名是县西南八十里广阳故城之名。

　　其三，依据记述的浮山、废受州城、井陉故关、盘石故关、苇泽故关、董卓垒、妒女祠等与县治的距离来确定这个原点的话，这原点到不了广阳村。以浮山为例，广阳村和浮山的直线距离至少也有一百里。

　　一言以蔽之，这广阳县治与广阳村无论如何都挨不上边。试想一下，这《元和郡县图志》的作者李吉甫先生（758~814）是中唐赵郡赞皇（今河北省赞皇县）人，就生活在广阳县（742~979）存在的时期，不应该把邻近县的县城位置搞错。不过，这广阳村在唐朝天宝元年以前也确实曾经安过城，即“县西南八十里广阳故城”。

　　那么，《元和郡县图志》“广阳县”中记述的广阳县治究竟在什么位置呢？如果以新城村为原点，在东向偏南三十五里有东浮化山（浮山）；在东北偏东八九十里有娘子关（苇泽故关）、旧关村（井陉故关）；在东北偏北七八十里有上、下董寨村（董卓垒）、六七十里有上、下盘石村（盘石故关）等。这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记载的情况基本相符。由此看来，广阳县治应该在今新城村的位置。

　　据新城村《重修泰山圣母暨明官大王庙记》古碑记载：“余读地理志，知新城自西迤东五里，俱汉尚艾地。后魏名曰石艾，唐又曰广阳，至宋始改建焉，盖此地系吾郡旧基也。”古时候“尚”与“上”相通，“尚艾”即“上艾”。此石碑立于清康熙十六年（1677），现存于新城村南山大王庙内，距今已有346年。碑文中明确指出：新城村之地为“吾郡旧基”，汉代叫“上艾”，后魏叫“石艾”，唐代叫“广阳”，到宋代才“改建焉”。

　　据《平定州志》【古迹】中记载：“上艾城，在州南三十里，即汉上艾县治，后魏为石艾县，宋徙治榆关，废址犹存，今为宁艾都新城村。”又《平定州志》【沿革】中记载：“天宝元年更名广阳，五代因之。宋太祖征河东首下之，置平定军，属镇州。太平兴国二年，以镇州广阳寨建平定军。四年，改广阳县为平定县，徙今治，属平定军。”

　　综上所述，正如陶之义先生所考证的结论，新城村不仅是上艾县治、石艾县治的所在地，而且还是广阳县治的所在地。唐天宝元年只是更名“广阳”而并未迁县治于广阳村，太平兴国四年（979）才“徙今治”。那么，广阳县为什么要改为平定县并迁徙县治呢？

　　北宋初期，宋太祖赵匡胤雄心勃勃、南征北战，一心要通过战争结束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实现全国的统一。他采纳宰相赵普“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策略，先进行灭亡南方割据势力，最后摧毁北汉政权。北汉因依附辽国且兵将勇猛强悍、国都晋阳由历代政权经营多年城固墙坚，因此成为北宋的劲敌。宋太祖赵匡胤曾三次亲征都无功而返。流传于民间的戏剧《下河东》演的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征伐北汉的这段历史。广阳县此时先属于北汉政权管辖之下，而后又被宋太祖赵匡胤“首下之”并置平定军作为消灭北汉政权的军事基地。可想而知，广阳县在当时处于一种长期的混战状态，常年遭受战乱之祸。

　　据新城村王氏家族《大元故璋碑志铭》墓碑记述：“平定州辛城王荣率族人来拜辞曰：先祖王璋，忻州秀容县星庄祖居，迁移到平定州辛城住坐，至今贰百余年。”此墓碑由本族仲祥撰、思恭书，立碑人王荣，立于元天历三年（1330）岁次庚午庚辰月己未日。依据此墓碑所立时间及碑文记述可知，新城村王氏家族先祖大约在北宋末年从忻州秀容县星庄迁到此地定居，当时的村名叫“辛城”。

　　无独有偶，张庄村陈家祖坟出土有一碑，上有“辛村”之村名，有学者认为即是现今“新村”，如此推断，“新城“有可能原称“辛城”。新城村王氏家族的这块古墓碑正好印证了这个推断。那么，“新城”为什么原称“辛城”呢？这“辛城”之名和县城迁徙之因是不是有某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呢？

　　“辛”的本义是刑刀或罪恶，后延展为辣、劳苦、悲伤之意。广阳县城为什么要迁走？是什么原因需要迁徙到异地，史籍没有明确记载。如果把“新”作“辛”字讲，那么就说明广阳县城曾经发生过如罪恶般的悲伤之事，所以才把县城迁走。这悲伤之事是什么，是天灾？还是人祸？

　　据史料记载，晋阳古城始建于公元前497年。三家分晋之时，成为赵国都城。西汉初期成为北方重镇之一，刘邦曾封刘恒为代王，国都就是晋阳城，刘恒即位后称其为“龙潜”之地。南北朝时期，晋阳为北齐之“别都”。李渊父子曾在晋阳起兵反隋，并经营多年，后成为唐朝“北都”，从此进入鼎盛时期。由于五代十国的后唐、后晋、后汉以至于北汉都在晋阳建立政权，且之前的好多王朝发端于此，所以晋阳成为“龙城”。后梁与后周都是在河南开封建国，因此，开封与晋阳的生死对决也从未停止过。北宋建国后，宋太祖赵匡胤就曾三次攻打北汉，这个“马上皇帝”最终是带着对未竟事业的遗憾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赵光义率领数十万大军御驾亲征晋阳城，终于在历时十九年后征服北汉。他十分痛恨晋阳军民的多次顽强抵抗，同时汲取晋阳三次称帝的教训，惧怕晋阳城再出“真龙天子”，于是下诏放火焚烧了这座具有近一千五百年悠久历史的古城，次年（980）又下诏引汾水、晋水灌晋阳城废墟，“九朝古都”晋阳城从此消失。阳胜河古道上的广阳城是不是也遭受了如此悲伤之事？不得而知。但这“辛城”之名终归让人浮想联翩思绪万千。

　　不言而喻，晋阳城是北宋赵氏兄弟心中的一个“疙瘩”，是“卧榻之侧”，也是“龙兴之地”，所以宋太宗赵光义在攻下晋阳城后，采取了极其毒辣的手段，火烧且水淹，这都不解恨，还要把城迁走并改名“平晋”，以至把重建的县城街道建成丁字形。其目的就是钉住龙脉、埋葬龙城，永保大宋基业。广阳城或许不会像晋阳城那样让赵氏兄弟恨之入骨，但也是赵宋埋葬的对象，逃脱不了被毁灭城池迁徙城址之厄运。广阳县改成了平定县，广阳城迁在了平定城，这“平定”之名及迁城之举正是赵宋王朝炫耀自己平定天下、开创基业、改朝换代而精心定制的“庆功宴”。

　　千百年来，由于县治的迁徙，古城及周边的一派聚落繁荣景象悄然消失，广阳城逐渐衰落成一个普通的村落，广阳城以及石艾城、上艾城的历史被湮没在阳胜河的远古记忆之中，只有那代代相传的“城址台”及其他古城遗迹，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辉煌的过往。